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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aassdd
at 2020-09-12 • 0人收藏 • 666人看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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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王 宁
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变化不大，但角色转换大有不同，部分公募基金经理在“奔私”后担任高管职务。9月9日，《证券日报》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，今年以来，公募基金离职基金经理人数已达168人，与去年同期离职158人相比差别不大，但在离职的基金经理中，“奔私”后的职位却有较大变化。
一位北京私募机构高管向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透露，由于今年市场环境较好，A股凸显投资机会，基金赚钱效应明显，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多选择。
东吴基金
7名基金经理离职
《证券日报》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，今年以来，公募基金合计已有168名基金经理离职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今年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略有增多，去年同期为158名。其中，东吴基金人数最多，已有7名基金经理离任。其次是嘉实基金和国泰基金，年内各有6名基金经理离任。
在新聘基金经理方面，今年以来已有329名加入公募。其中，广发基金和华夏基金新聘基金经理人数均在10名以上；其次是大成、广发、汇添富、申万菱信等四家基金公司，年内新聘基金经理均有7名。今年以来全市场新聘基金经理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几乎持平，去年为330名。截至目前，年内全市场基金经理人数为2336名，与去年同期的2091名相比，增加11.71%。
从现有基金经理人数来看，目前华夏、博时、嘉实、南方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最多，均在60名以上；其次是广发、富国、易方达、工银瑞信、银华等五家基金，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在50名至60名之间；此外，汇添富、招商、鹏华、华安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数量在40名至50名之间。
年内除了基金经理变动明显外，高管变动也较为频繁。Wind数据显示，年内已有91家公募基金的高管发生221次变更，其中，有16家公募基金的董事长就累计变更30次，31家公募基金的总经理累计变更62次。
8月份是今年公募基金高管变更次数最多的一个月，有23家公募基金高管发生40次变更。其次是4月份，有22家公募基金的高管进行39次变更。此外，7月份也有20家公募基金进行了37次高管变更。
基金经理“公奔私”
多人升任高管
这些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也成为业内的关注点。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获悉，多名公募基金经理在离任后选择了投奔私募，且不同程度地升任高管之职。
其中，前大成基金研究总监王文祥日前加入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鸣投资”）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、聚鸣匠传私募证券基金系列产品的基金经理。巧合的是，聚鸣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刘晓龙也是“公奔私”的一员。根据中基协公示信息，刘晓龙在2016年成立聚鸣投资之前，曾先后就职于广发基金和交通银行，分别任职权益投资部总监、基金经理等职务。
与王文祥类似的是，还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也选择了“奔私”。原富国明星基金经理于洋持股39%的上海钦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近期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，于洋为该私募的自然人股东。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，在该私募投研部任职的罗林，此前曾在富国基金研究部、专户投资部任职研究员、基金经理，任职时间长达10年之久。
此外，原东方红资管副总经理、公募冠军林鹏创立的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于今年8月份完成私募基金备案。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，林鹏作为该私募基金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，持有该私募65.57%的股权。该私募的另一个股东是上海璟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34.43%。在此之前，林鹏曾担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总部专户投资经理、研究所研究员。今年5月份，林鹏在离任东方红时曾表示：“将离开培养我的东方红，追求长久以来的创业梦想，这是一个依依不舍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。”
一位北京私募机构高管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今年市场环境良好，A股市场的结构性行情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，赚钱效应显现，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多职业选择。“奔私”担任高管有两个好处：一是投资更加灵活；二是担任高管后，有更多的成长空间。
金融圈女神经
十年前，有一个议题时常见诸报端：“上海的基金公司为什么长不大？”、“上海滩基金圈为何无大佬？”
当时，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，数量占全国的一半，总规模却不足1/3，众多而且面目模糊，缺乏大型基金公司。那时候，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，深圳第一，北京第二，上海第三。
十年后，不知不觉间，上海基金公司群体悄然逆袭。
2019年，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规模前20名中，上海的基金公司，包括汇添富、富国、兴全、华安、东证资管、国泰、中欧、交银施罗德、华泰柏瑞等，占9席。
它们的形象也不再模糊，各有各的个性。
1
汇添富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，全国排名第6。（2020年上半年，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规模，choice数据，下同） 汇添富拼劲十足，一位多年前离职的老员工回忆起自行业二梯队冲向一梯队的情景，用了“心潮澎湃”一词。
同样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国基金，全国排名第7。在2019年度新发基金规模排行榜中，前述两家分列第一名、第三名，极其勤奋。
华安基金，十年前是上海当之无愧的老大，早年间遭遇些波折，近年来排名在悄悄回升，目前排名13位。
交银施罗德也走了同样的“复兴”之路。十年前，莫泰山带领交银冲到行业前十名，只花了四年。中间消沉过一段，近年来，“交银三剑客”再度崛起，骨子里有权益投资的基因。
中欧基金，特立独行、很有个性，做很多事的出发点和路径与别家不同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。
此外，上海诸如华宝基金的科技ETF、国泰基金的证券ETF，凭单只产品就弯道超车。“市场给予每一点点风口的回报都是很大的，你只要做对了一件当时可能看起来很小的事。” 某公募人士点评道。
以及不能忽略的，兴全、睿远、东方红等很早就因价值投资而声名鹊起的，在业内以口碑著称。
与十年前籍籍无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群像相比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逆袭。
2
“这种结果，是由市场风格变化带来的，与三地经济属性有关。”上海某资深公募人士认为。
通常认为，北京有强烈的政策氛围，诸如创新产品等，是有政策优势的；深圳敢想敢做，市场化程度最高。
而上海，处于二者之间，两边不靠。
在2009年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评价道：上海基金业中一些公司的“不思进取”，被外界认为是其发展不快的文化原因．．．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，不及广深地区的同行敢闯敢拼。
上海本地常年笼罩着一种合规、保守、谨慎的氛围，各行业皆是如此，被批评错失互联网也因为这种市民文化氛围。
“所以，上海的金融机构，只能采取一种政治正确、且价值正确的路线。” 前述公募人士称。
“上海证监局是全国最严格的，没有之一。” 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证了这一观点。
“在那个年代，做大做强，只有北京模式、深圳模式两条路可以走。” 前述公募人士称，在那种市场氛围下，上海路线显得很拧巴。
过去两三年，监管大环境逐渐趋紧，原本被视作过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，劣势反而转变为了优势。
肉眼可见的趋势是，上海的基金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业绩越做越好。
在2012年东方早报对当时的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（现中欧基金董事长）的一篇专访中，窦玉明说道：
“上海不太适合的地方在于，信息上明显弱于北京和深圳．．．上海知道事情总是会慢半拍，而做投资信息是很重要的。” “实际上这一点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现象，保险、银行、地产，深圳的发展都比较快而且靠前，北京更不用说了，资源大。”
A股进入结构性行情之后，宏观层面的判断开始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自下而上的视角、从产业和公司的微观角度出发去选股，越来越成为主流。
此外，互联网逐渐消弭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。从信息优势上看，上海的劣势没有那么严重了。
3
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层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。
北京的大基金公司，距离监管也更近，现在，当整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在变高的同时，政策带来的优势正在慢慢减弱。
同样的道理，十年前，渠道为王，银行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。
在2010年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：基金公司在发售新基金的同时，都需要搞定银行总行、分行、甚至某些支行的负责人员，银行的三个环节显然都需要“打点”。
而银行的总部多在北京，北京的基金公司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“以前，银行的产品准入，关系占大头，业绩反而占小头，比方说，总部定了谁就是谁。” 前述公募中层称。
十年后，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市场化了。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，都要来抢大零售这块蛋糕，这时候，投资业绩变得更重要了。
基金公司的准入，开始正面比拼投研实力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阶段。
“银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。不一样的点在于，银行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准入，做产品调研、产品研究。”前述公募中层介绍道。
“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，非常专业，有一套选基金的方法。” 某基金经理称。
蚂蚁财富、天天基金网等互联网渠道的崛起，银行的优势地位也不再那么绝对了。
对于大公司的超级基金经理而言，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转。
渠道依然非常重要，但“渠道为王”这个词语已经很少在报端看到了。
此外，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。保险、社保、年金等大机构投资者入市，他们考察产品的维度，更多是投研、业绩，甚至于背后的公司的整个管理能力、投研架构、决策流程、风控等。
到了这个阶段，就是红海厮杀，业绩说话，谁有本事谁上。
基金圈的明星效应，也和过去不一样。
十年前，王亚伟几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顶流。在2011年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在列数了前面五年的市场风云人物后，评价道：至今除了王亚伟．．．A股再没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经理。
十年后，好的基金经理仍然是稀缺资源，但相对来说百花齐放。
头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两三个明星式的旗帜人物，振臂一挥就是上百亿规模。很多大公司在品牌、人才梯队上的长期积累，开始开花结果。
4
多位公募人士在采访结束时感叹：“长远而言，还是广深的基金公司实力最强。”
在规模前十大中，广州竟然有两家上榜，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。其中，易方达基金自2015年起就稳坐非货币非短期理财规模第一名，各方面优势明显。
一家公司的突出，固然是价值观、愿景、架构、路径、团队等的综合结果，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域因素。
“员工幸福指数很高，拿着行业一梯队的薪水，享受着广州的物价。” 一位基金圈人士说得很直白。
该人士的感受是：易方达和广发都很稳定，易方达的待遇非常好；广发待遇不及易方达，但氛围不错。
雪球大V@肖志刚 是这样评价易方达的：“跟大多数的传统行业类似，小地方容易出大企业。从这点来说，正因为偏居广州，反倒成就了现在的易方达。”
肖志刚是拿上海对比的：“陆家嘴的基金公司多，办公室离得近，跳槽频繁。”
这一点对上海的基金公司来说是双刃剑。
2010年投资者报的一篇报道在当时认为是劣势：“（高管和投研更换）像上海滩这样频繁，实属少见”、“一周之内接到4个猎头的电话，很疯狂”、“（上海基金公司）规模偏小，稍微有些投研经验的都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，是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”。
2018年中国基金报的一篇报道又认为是优势：“搬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，这里好招人”、“上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优势”、“基金公司多，金融人才也多”。
从2010年到2018年，媒体态度的转变，恐怕就是因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们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。只有发展，才是把劣势变成优势的唯一方式。
当规模一步步做大之后，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员都慢慢稳定了下来。
上海绝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在近年来逐渐稳定。治理结构几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门，很容易陷入“规模小—>股东对管理层不满—>管理层急功近利—>业绩下降—>规模小”的怪圈。
股东和管理层、以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理顺，已经赢在起跑线上。
5
在券商中国的一篇报道中，也提到了上海证券公司的崛起。
国泰君安、申万宏源、海通证券，过去曾经有“沪上三屌丝”之称，因为“公司很大，项目很多，但是钱少”。
2019年证券业成绩单显示，营收规模前十名中，上海有4席，位居榜首。
报道中有一条分析是：上海券商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进，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“规矩意识”，也就是现如今监管强调的合规管理．．．上海券商整体实力自然不降反升。
这种趋势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。
上海最近三四年，金融机构实力上行、互联网也开始急追猛进、张江的芯片和生物医药在全国遥遥领先，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在走上坡道。
或许与房价也有一点点关系。自2016年中至今，上海房价稳中略降，一手房严格限价。房价如果过高，有时候与实体经济是反向的关系，导致产业外流。而房价控制得当，相对于同等级别城市，又会出现人才虹吸现象。
“上海环境舒适、教育资源丰富，对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。” 一位上海行业组织人士称。
总体而言，较十年前，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说是迎头赶上。目前，北上广深，三足鼎立。
窦玉明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，基金公司大致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做百货店，什么都能做，任何一个投资者到这个地方能买到任何他想买的产品，就像沃尔玛、家乐福；另一个方向就是精品店。
上海的基金公司，整体还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，在规模和广度上，大多数尚不及北京和广深的某些基金公司。
一个基本盘是，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，行业空间广大。
很明显的表现就是，机构投资者的品牌和专业壁垒越来越高。在蛋糕在持续变大的过程中，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无限的机会，抢蛋糕才是正经事。
头部20家公司是马太效应、强者恒强，但还会有洗牌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。
总体而言，北京的金融机构宏大、全面，上海的精致、有进取心，而广深一带，质朴刚健，有着粤省的实用主义。
群雄逐鹿，十年之后，行业又会是怎样的格局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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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后走强，但沪深两市成交不足7000亿元，创6月10日以来成交额最低。
隔夜美股高开后大幅回吐，导致反弹夭折。受此影响，A股市场9月11日双双小幅低开，前一个交易日护盘的银行股等权重板块的萎靡，导致股指停滞不前，场外资金进场意愿不足，截至午市收市时两市成交不足4000亿元。午后，白酒、苹果概念股等板块的快速回暖，带动股指震荡攀升，创业板注册制三批次合集24只股票全线反弹，也推动创业板指涨逾2%。
至9月11日收盘，上证综指涨0.79%，报3260.35点；科创50指数涨2.52%，报1312.51点；深证成指涨1.57%，报12942.95点；创业板指涨2.16%，报2536.62点。
至此，本周上证综指跌2.83%，科创50指数跌5.59%，深证成指跌5.23%，创业板指跌7.16%。
9月11日，沪深两市成交总额6845亿元，较前一交易日的8732亿元大降1887亿元。其中，沪市成交2548亿元，比上一交易日3097亿元减少549亿元，深市成交4297亿元。
沪深两市共有64只股票涨幅在10%以上，6只股票跌幅在10%以上。
北向资金9月11日合计净流入12.91亿元。其中，沪股通净流出10.82亿元，深股通净流入23.73亿元。至此，本周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出5.83亿元，9月合计净流出148.19亿元。
电气设备板块领涨
在板块方面，电气设备板块的上涨带动了创业板指数的上升，天能重工（300569）、泰胜风能（300129）、阳光电源（300274）、吉鑫科技（601218）等近20只个股涨逾10%。
电子板块出现反弹，英飞特（300582）、广东骏亚（603386）、维科技术（600152）等逾10只个股涨逾10%。
国防军工板块继续调整，亚光科技（300123）跌近10%，新余国科（300722）、新研股份（300159）、晨曦航空（300581）、长城军工（601606）等跌逾3%。
护盘的银行股出现回调，成都银行（601838）、苏农银行（603323）、江苏银行（600919）、平安银行（000001）等跌幅靠前。
市场将延续回暖趋势
国泰君安认为，市场将延续回暖趋势。近两个交易日我们在小君解盘中持续提示关注箱体下沿3200点附近的低吸机会，今天市场如期回暖。创业板低价股经过昨日大跌后，今天有所企稳，市场情绪逐步修复。近期在指数下跌过程中，机构资金持续流入。接下来反弹趋势有望延续，目前正是较好的逢低布局时机。
操作上国泰君安认为继续关注绩优白马股。虽然今天部分创业板低价股有所企稳，但从中长期来看，随着创业板全面注册制实施，新股供给将增加，没有亮点的绩差股可能逐步被市场边缘化。建议继续关注消费电子、新能源汽车、白酒、医药等板块龙头白马，以及券商、建材、工程机械等低估值板块。
粤开证券认为，目前处于全球流动性预期的拐点，市场风险偏好对流动性较为敏感。（1）外资的风险偏好仍有不确定性。海外政策在外围扰动前大概率会保持稳定，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，恐慌情绪暂得缓解，在中美利差扩大及金融开放的环境下，短期外资流入会波动但长期趋势不改；（2）国内方面，近期资金面边际趋紧，国内股市资金供需可能转向略微紧平衡状态，但稳健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不变。一方面关注经济复苏带来的盈利修复增量，另一方面关注流动性对估值的边际扰动。
本报记者 王 宁
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变化不大，但角色转换大有不同，部分公募基金经理在“奔私”后担任高管职务。9月9日，《证券日报》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，今年以来，公募基金离职基金经理人数已达168人，与去年同期离职158人相比差别不大，但在离职的基金经理中，“奔私”后的职位却有较大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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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吴基金
7名基金经理离职
《证券日报》记者对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理后发现，今年以来，公募基金合计已有168名基金经理离职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今年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略有增多，去年同期为158名。其中，东吴基金人数最多，已有7名基金经理离任。其次是嘉实基金和国泰基金，年内各有6名基金经理离任。
在新聘基金经理方面，今年以来已有329名加入公募。其中，广发基金和华夏基金新聘基金经理人数均在10名以上；其次是大成、广发、汇添富、申万菱信等四家基金公司，年内新聘基金经理均有7名。今年以来全市场新聘基金经理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几乎持平，去年为330名。截至目前，年内全市场基金经理人数为2336名，与去年同期的2091名相比，增加11.71%。
从现有基金经理人数来看，目前华夏、博时、嘉实、南方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最多，均在60名以上；其次是广发、富国、易方达、工银瑞信、银华等五家基金，拥有的基金经理人数在50名至60名之间；此外，汇添富、招商、鹏华、华安等四家基金公司拥有的基金经理数量在40名至50名之间。
年内除了基金经理变动明显外，高管变动也较为频繁。Wind数据显示，年内已有91家公募基金的高管发生221次变更，其中，有16家公募基金的董事长就累计变更30次，31家公募基金的总经理累计变更62次。
8月份是今年公募基金高管变更次数最多的一个月，有23家公募基金高管发生40次变更。其次是4月份，有22家公募基金的高管进行39次变更。此外，7月份也有20家公募基金进行了37次高管变更。
基金经理“公奔私”
多人升任高管
这些基金经理离任后的去向也成为业内的关注点。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获悉，多名公募基金经理在离任后选择了投奔私募，且不同程度地升任高管之职。
其中，前大成基金研究总监王文祥日前加入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鸣投资”）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、聚鸣匠传私募证券基金系列产品的基金经理。巧合的是，聚鸣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刘晓龙也是“公奔私”的一员。根据中基协公示信息，刘晓龙在2016年成立聚鸣投资之前，曾先后就职于广发基金和交通银行，分别任职权益投资部总监、基金经理等职务。
与王文祥类似的是，还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也选择了“奔私”。原富国明星基金经理于洋持股39%的上海钦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近期完成私募管理人登记，于洋为该私募的自然人股东。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，在该私募投研部任职的罗林，此前曾在富国基金研究部、专户投资部任职研究员、基金经理，任职时间长达10年之久。
此外，原东方红资管副总经理、公募冠军林鹏创立的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于今年8月份完成私募基金备案。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，林鹏作为该私募基金的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，持有该私募65.57%的股权。该私募的另一个股东是上海璟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34.43%。在此之前，林鹏曾担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总部专户投资经理、研究所研究员。今年5月份，林鹏在离任东方红时曾表示：“将离开培养我的东方红，追求长久以来的创业梦想，这是一个依依不舍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。”
一位北京私募机构高管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今年市场环境良好，A股市场的结构性行情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，赚钱效应显现，为基金经理提供了更多职业选择。“奔私”担任高管有两个好处：一是投资更加灵活；二是担任高管后，有更多的成长空间。
金融圈女神经
十年前，有一个议题时常见诸报端：“上海的基金公司为什么长不大？”、“上海滩基金圈为何无大佬？”
当时，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，数量占全国的一半，总规模却不足1/3，众多而且面目模糊，缺乏大型基金公司。那时候，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，深圳第一，北京第二，上海第三。
十年后，不知不觉间，上海基金公司群体悄然逆袭。
2019年，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规模前20名中，上海的基金公司，包括汇添富、富国、兴全、华安、东证资管、国泰、中欧、交银施罗德、华泰柏瑞等，占9席。
它们的形象也不再模糊，各有各的个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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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添富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，全国排名第6。（2020年上半年，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规模，choice数据，下同） 汇添富拼劲十足，一位多年前离职的老员工回忆起自行业二梯队冲向一梯队的情景，用了“心潮澎湃”一词。
同样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国基金，全国排名第7。在2019年度新发基金规模排行榜中，前述两家分列第一名、第三名，极其勤奋。
华安基金，十年前是上海当之无愧的老大，早年间遭遇些波折，近年来排名在悄悄回升，目前排名13位。
交银施罗德也走了同样的“复兴”之路。十年前，莫泰山带领交银冲到行业前十名，只花了四年。中间消沉过一段，近年来，“交银三剑客”再度崛起，骨子里有权益投资的基因。
中欧基金，特立独行、很有个性，做很多事的出发点和路径与别家不同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。
此外，上海诸如华宝基金的科技ETF、国泰基金的证券ETF，凭单只产品就弯道超车。“市场给予每一点点风口的回报都是很大的，你只要做对了一件当时可能看起来很小的事。” 某公募人士点评道。
以及不能忽略的，兴全、睿远、东方红等很早就因价值投资而声名鹊起的，在业内以口碑著称。
与十年前籍籍无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群像相比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逆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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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种结果，是由市场风格变化带来的，与三地经济属性有关。”上海某资深公募人士认为。
通常认为，北京有强烈的政策氛围，诸如创新产品等，是有政策优势的；深圳敢想敢做，市场化程度最高。
而上海，处于二者之间，两边不靠。
在2009年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评价道：上海基金业中一些公司的“不思进取”，被外界认为是其发展不快的文化原因．．．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，不及广深地区的同行敢闯敢拼。
上海本地常年笼罩着一种合规、保守、谨慎的氛围，各行业皆是如此，被批评错失互联网也因为这种市民文化氛围。
“所以，上海的金融机构，只能采取一种政治正确、且价值正确的路线。” 前述公募人士称。
“上海证监局是全国最严格的，没有之一。” 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证了这一观点。
“在那个年代，做大做强，只有北京模式、深圳模式两条路可以走。” 前述公募人士称，在那种市场氛围下，上海路线显得很拧巴。
过去两三年，监管大环境逐渐趋紧，原本被视作过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，劣势反而转变为了优势。
肉眼可见的趋势是，上海的基金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业绩越做越好。
在2012年东方早报对当时的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（现中欧基金董事长）的一篇专访中，窦玉明说道：
“上海不太适合的地方在于，信息上明显弱于北京和深圳．．．上海知道事情总是会慢半拍，而做投资信息是很重要的。” “实际上这一点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现象，保险、银行、地产，深圳的发展都比较快而且靠前，北京更不用说了，资源大。”
A股进入结构性行情之后，宏观层面的判断开始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自下而上的视角、从产业和公司的微观角度出发去选股，越来越成为主流。
此外，互联网逐渐消弭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。从信息优势上看，上海的劣势没有那么严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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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层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。
北京的大基金公司，距离监管也更近，现在，当整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在变高的同时，政策带来的优势正在慢慢减弱。
同样的道理，十年前，渠道为王，银行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。
在2010年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：基金公司在发售新基金的同时，都需要搞定银行总行、分行、甚至某些支行的负责人员，银行的三个环节显然都需要“打点”。
而银行的总部多在北京，北京的基金公司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“以前，银行的产品准入，关系占大头，业绩反而占小头，比方说，总部定了谁就是谁。” 前述公募中层称。
十年后，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市场化了。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，都要来抢大零售这块蛋糕，这时候，投资业绩变得更重要了。
基金公司的准入，开始正面比拼投研实力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阶段。
“银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。不一样的点在于，银行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准入，做产品调研、产品研究。”前述公募中层介绍道。
“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，非常专业，有一套选基金的方法。” 某基金经理称。
蚂蚁财富、天天基金网等互联网渠道的崛起，银行的优势地位也不再那么绝对了。
对于大公司的超级基金经理而言，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转。
渠道依然非常重要，但“渠道为王”这个词语已经很少在报端看到了。
此外，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。保险、社保、年金等大机构投资者入市，他们考察产品的维度，更多是投研、业绩，甚至于背后的公司的整个管理能力、投研架构、决策流程、风控等。
到了这个阶段，就是红海厮杀，业绩说话，谁有本事谁上。
基金圈的明星效应，也和过去不一样。
十年前，王亚伟几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顶流。在2011年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在列数了前面五年的市场风云人物后，评价道：至今除了王亚伟．．．A股再没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经理。
十年后，好的基金经理仍然是稀缺资源，但相对来说百花齐放。
头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两三个明星式的旗帜人物，振臂一挥就是上百亿规模。很多大公司在品牌、人才梯队上的长期积累，开始开花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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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位公募人士在采访结束时感叹：“长远而言，还是广深的基金公司实力最强。”
在规模前十大中，广州竟然有两家上榜，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。其中，易方达基金自2015年起就稳坐非货币非短期理财规模第一名，各方面优势明显。
一家公司的突出，固然是价值观、愿景、架构、路径、团队等的综合结果，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域因素。
“员工幸福指数很高，拿着行业一梯队的薪水，享受着广州的物价。” 一位基金圈人士说得很直白。
该人士的感受是：易方达和广发都很稳定，易方达的待遇非常好；广发待遇不及易方达，但氛围不错。
雪球大V@肖志刚 是这样评价易方达的：“跟大多数的传统行业类似，小地方容易出大企业。从这点来说，正因为偏居广州，反倒成就了现在的易方达。”
肖志刚是拿上海对比的：“陆家嘴的基金公司多，办公室离得近，跳槽频繁。”
这一点对上海的基金公司来说是双刃剑。
2010年投资者报的一篇报道在当时认为是劣势：“（高管和投研更换）像上海滩这样频繁，实属少见”、“一周之内接到4个猎头的电话，很疯狂”、“（上海基金公司）规模偏小，稍微有些投研经验的都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，是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”。
2018年中国基金报的一篇报道又认为是优势：“搬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，这里好招人”、“上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优势”、“基金公司多，金融人才也多”。
从2010年到2018年，媒体态度的转变，恐怕就是因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们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。只有发展，才是把劣势变成优势的唯一方式。
当规模一步步做大之后，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员都慢慢稳定了下来。
上海绝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在近年来逐渐稳定。治理结构几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门，很容易陷入“规模小—>股东对管理层不满—>管理层急功近利—>业绩下降—>规模小”的怪圈。
股东和管理层、以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理顺，已经赢在起跑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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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券商中国的一篇报道中，也提到了上海证券公司的崛起。
国泰君安、申万宏源、海通证券，过去曾经有“沪上三屌丝”之称，因为“公司很大，项目很多，但是钱少”。
2019年证券业成绩单显示，营收规模前十名中，上海有4席，位居榜首。
报道中有一条分析是：上海券商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进，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“规矩意识”，也就是现如今监管强调的合规管理．．．上海券商整体实力自然不降反升。
这种趋势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。
上海最近三四年，金融机构实力上行、互联网也开始急追猛进、张江的芯片和生物医药在全国遥遥领先，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在走上坡道。
或许与房价也有一点点关系。自2016年中至今，上海房价稳中略降，一手房严格限价。房价如果过高，有时候与实体经济是反向的关系，导致产业外流。而房价控制得当，相对于同等级别城市，又会出现人才虹吸现象。
“上海环境舒适、教育资源丰富，对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。” 一位上海行业组织人士称。
总体而言，较十年前，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说是迎头赶上。目前，北上广深，三足鼎立。
窦玉明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，基金公司大致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做百货店，什么都能做，任何一个投资者到这个地方能买到任何他想买的产品，就像沃尔玛、家乐福；另一个方向就是精品店。
上海的基金公司，整体还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，在规模和广度上，大多数尚不及北京和广深的某些基金公司。
一个基本盘是，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，行业空间广大。
很明显的表现就是，机构投资者的品牌和专业壁垒越来越高。在蛋糕在持续变大的过程中，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无限的机会，抢蛋糕才是正经事。
头部20家公司是马太效应、强者恒强，但还会有洗牌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。
总体而言，北京的金融机构宏大、全面，上海的精致、有进取心，而广深一带，质朴刚健，有着粤省的实用主义。
群雄逐鹿，十年之后，行业又会是怎样的格局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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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后走强，但沪深两市成交不足7000亿元，创6月10日以来成交额最低。
隔夜美股高开后大幅回吐，导致反弹夭折。受此影响，A股市场9月11日双双小幅低开，前一个交易日护盘的银行股等权重板块的萎靡，导致股指停滞不前，场外资金进场意愿不足，截至午市收市时两市成交不足4000亿元。午后，白酒、苹果概念股等板块的快速回暖，带动股指震荡攀升，创业板注册制三批次合集24只股票全线反弹，也推动创业板指涨逾2%。
至9月11日收盘，上证综指涨0.79%，报3260.35点；科创50指数涨2.52%，报1312.51点；深证成指涨1.57%，报12942.95点；创业板指涨2.16%，报2536.62点。
至此，本周上证综指跌2.83%，科创50指数跌5.59%，深证成指跌5.23%，创业板指跌7.16%。
9月11日，沪深两市成交总额6845亿元，较前一交易日的8732亿元大降1887亿元。其中，沪市成交2548亿元，比上一交易日3097亿元减少549亿元，深市成交4297亿元。
沪深两市共有64只股票涨幅在10%以上，6只股票跌幅在10%以上。
北向资金9月11日合计净流入12.91亿元。其中，沪股通净流出10.82亿元，深股通净流入23.73亿元。至此，本周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出5.83亿元，9月合计净流出148.19亿元。
电气设备板块领涨
在板块方面，电气设备板块的上涨带动了创业板指数的上升，天能重工（300569）、泰胜风能（300129）、阳光电源（300274）、吉鑫科技（601218）等近20只个股涨逾10%。
电子板块出现反弹，英飞特（300582）、广东骏亚（603386）、维科技术（600152）等逾10只个股涨逾10%。
国防军工板块继续调整，亚光科技（300123）跌近10%，新余国科（300722）、新研股份（300159）、晨曦航空（300581）、长城军工（601606）等跌逾3%。
护盘的银行股出现回调，成都银行（601838）、苏农银行（603323）、江苏银行（600919）、平安银行（000001）等跌幅靠前。
市场将延续回暖趋势
国泰君安认为，市场将延续回暖趋势。近两个交易日我们在小君解盘中持续提示关注箱体下沿3200点附近的低吸机会，今天市场如期回暖。创业板低价股经过昨日大跌后，今天有所企稳，市场情绪逐步修复。近期在指数下跌过程中，机构资金持续流入。接下来反弹趋势有望延续，目前正是较好的逢低布局时机。
操作上国泰君安认为继续关注绩优白马股。虽然今天部分创业板低价股有所企稳，但从中长期来看，随着创业板全面注册制实施，新股供给将增加，没有亮点的绩差股可能逐步被市场边缘化。建议继续关注消费电子、新能源汽车、白酒、医药等板块龙头白马，以及券商、建材、工程机械等低估值板块。
粤开证券认为，目前处于全球流动性预期的拐点，市场风险偏好对流动性较为敏感。（1）外资的风险偏好仍有不确定性。海外政策在外围扰动前大概率会保持稳定，隔夜美股科技股反弹，恐慌情绪暂得缓解，在中美利差扩大及金融开放的环境下，短期外资流入会波动但长期趋势不改；（2）国内方面，近期资金面边际趋紧，国内股市资金供需可能转向略微紧平衡状态，但稳健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不变。一方面关注经济复苏带来的盈利修复增量，另一方面关注流动性对估值的边际扰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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